2025 年 5 月10 日，在山东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举行的“嘻哈闹海”沙滩音乐节，吸引了数万名乐迷前来。（图 /IC photo）
我们一边在互联网的情绪浪潮里挣扎，一边极度渴望有意义的对话。
✎作者 | 钟慧芊
✎编辑 | 詹腾宇
2025年，一如既往，中国的互联网文化在公共事件和娱乐新闻之间左右徘徊，“跳出来又跳进去”。从美食博主“特厨隋坡”和合作的MCN机构之间的相爱相杀，到演员赵露思对经纪公司的控诉；从作家蔡澜辞世的身后评价到歌手郑智化控诉无障碍设施不完善，舆论场上的情绪对立越发成为常态。
“情绪的对立既有传播规律上的原因，也有公众不愿付出太多认知成本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学者董晨宇认为，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种“情绪工具”。它既是安慰剂，也是泄愤阀，承担着人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完成的情绪释放功能。在这样的逻辑下，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悬浮，而真正有意义的对话，则越发难以发生。
（图/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今年以来，从短剧到电商，再到文字、图片、视频，几乎每一个与内容沾边的产业都感受到相似的压力。AI带来的冲击，已经从最初的辅助性质演变为对人类价值的直接威胁。从网红UP主到捧着手机刷弹幕的观众，每个人都感受到巨大的危机感。
在董晨宇看来，AI无疑是加速社会的新一轮发明。微信读书的“AI精读”允许用户一分钟看完一章；小红书的“AI生成笔记”成为创作者每日内容生产的“起手式”；大学论文查重也开始将“AI写作”列入审查重点。这种自动化加速，使得阅读、学习、表达等人类最基本的文化行为，统统被丢进了一个自动化的旋涡中。
在技术与情绪的双重驱动下，互联网的公共性结构正在瓦解。用户从一个共同的中心广场撤退到了各自私密、分散的娱乐场。当“加速”变成日常，我们看问题的节奏也随之被推着往前走；平台的生态变了，也会直接倒逼我们调整原本习以为常的视角框架。
但换个角度来看，争执起码是对话的开始。互怼、谩骂、挖苦、讽刺，这些词语再负面，也起码是“活人感”的体现。麻木才是最不堪的。
下面是董晨宇的讲述。
没有网红产业，只有“网红+产业”
今年内容生态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量”转向了“质”。许多平台在追求“量”的方面已经触顶，制作粗糙但能激起强烈情绪的视频，虽然会获得流量，但不具有明显的商业价值。平台也面临大量的社会指摘，它们需要通过升级转型来证明视频产业是有尊严、有质量的。
内容产业的红利期已经过去，机会变少，留下来的人开始加速内容迭代。这种趋势促使内容创作从非职业化转向职业化，团队细分工种越来越多，一个腰部电商团队的岗位往往会超过10种。工种数量是反映行业成熟度的最重要的指标，细分程度越高，商业价值越大。
行业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头部创作者正在从内容生产者转变为企业家。他们会思考如何实现经济收益的规模化。比方说一个创作者，他一个月拍五条广告，但收入是固定的，在这种模式下，他的竞争力可能会因为流量变化或平台政策转变等原因而急剧下降。因此，此前行业内有“火不过三个月”或“生命周期不超过三年”的说法。
2025 年 7 月 4 日，上海。一名男子的背包带上挂着 LABUBU 毛绒玩具。（图 /CFP）
而互联网行业趋向于传统行业的标志就在于：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开始向传统企业靠拢。做美妆带货的，现在会考虑做一个自己的美妆品牌；做美食内容的，会考虑开餐馆或生产自有品牌的食品；做文旅内容的，则思考是否可以介入文旅产业本身，与旅行社合作推出旅游线路。
这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认知：并不存在所谓的“网红产业”，只有“网红+产业”。网红成为一个流量池，流量只有被嫁接到某个既有的传统产业后，才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周期；而他们才能从平台依赖型的内容创作者转变为相对而言非平台依赖型的企业家。
这也是一种职业化的表现。这种职业化不仅体现在内部细分工，也体现在外部职业化，即它开始连接外部产业，形成新的合作态势。对于传统产业而言，这就是常说的“互联网升级”。只不过，这种升级越来越多地由创作者团队来完成，而非由传统产业自身推动。
这个变化趋势对文化生产本身同样意义重大。我们这几年常说“生活是旷野，而非轨道”，最初的互联网传播，无论是何种媒介形态，其内容传播方式往往都是“旷野式”的；而如今，文化生产越来越变为“轨道式”的创作，即高度商业化、高度目的性、高度职业化。
过去，创作者只要对着镜头唱歌跳舞或有一个创意想法就能火，火了之后就接广告挣钱。但现在，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下的内容生产就像某种社会情绪的“踩点游戏”，做网红也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彩票经济”。
问题在于，许多账号有突然爆火的运气，但没有持续火下去的能力。个体创作者可能可以偶然踩中一次热点，但难以持续输出高流量内容。团队创作相比个体创作能拥有更稳定的生产能力，它可能无法推出爆款，但可以稳定生产“80分”的视频，以维持团队的生存和发展。
青年一代何以抽象化社会情绪？
今年许多的热点事件，非常典型地符合互联网热点事件的基本规律：它有多热，取决于强弱情绪之间的对立能够走向多大的极化。在中国互联网中，强强对立和弱弱对立往往无法形成巨大的舆论反应。
热点话题越来越不是在做论述题，而是在情绪的加持下做填空题，看它是否能够激起公众既有情绪分类中的某种明显的反应。对于公关而言，这几乎是无解的。
今年的互联网热点，其实延续了这种逻辑，但呈现方式更极化。其核心问题在于：流量往往要求简化而非复杂化，因为事情越复杂越诉诸逻辑，越简单越诉诸情绪。如果一个故事呈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它的认知门槛就会非常高，无法为大众提供即时的快感；而能为大众带来即时快感的往往是黑白、善恶、美丑等二元对立的叙事。
这跟算法或视频、图文都没有关系，它甚至是互联网的基因中从“点赞”机制开始就出现的东西。互联网本身一系列原始的技术设定，就已经导致了群体在抱团取暖之后，会走向更极端的、更二元对立的、更情绪化的一面。
其次，这种对立和撕裂，与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以及当下全球经济波动中难以避免的、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直接相关。互联网的创作者发掘了这些既有的隐藏矛盾，并以戏剧化的方式将其推向了极端。
“戏谑”是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基因之一。在早期的社会语境中，戏谑是一种亚文化的狂欢。然而，近两年的抽象文化，跟戏谑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无目标的，是一种悬浮的抽象。它没有具体的目标指向，是一种无建构目标的解构，它的意义是完全开放的。这种文化现象与中国青年一代目前的生存状态接近。我们身处一种“加速悬浮”的状态中，社会快速前进，但很多年轻人的脚是“抓”不到地面的，处在不稳定和摇摇欲坠的状态中。
（图/来自小红书平台账号but_Lab）
吊诡且讽刺的是，在互联网越来越被情绪主导的同时，互联网中个体的权利意识却明显地增强，且这种自我认知是高度理性的。更公允的说法是，很多年轻用户正在用情绪化的方法来宣泄自己无处言说的理性——情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
互联网上有越来越多的权利和权利意识正被表达出来，而它“日常”的一面，就是它的表达方式并没有理想中的那么高大上、那么理性、那么高雅。这可能是一个琐碎的常态。
告别遥远崇拜，消费美好生活
今年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景德镇的“鸡排哥”。这背后藏着很有意思的逻辑：文旅行业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向，就是旅游的价值从景观价值转向了情绪价值。景德镇虽然是文旅景点，但火的却是鸡排，二者没有直接关联。我们不会因为“鸡排哥”而想起景德镇，让景德镇引爆互联网的是一种情绪价值。
不仅文旅行业从景观价值转向了情绪价值，音乐产业也出现了从审美价值转向情绪价值的趋势。我特别想讨论的是单依纯对《李白》的改编。从音乐审美来看，这首歌的改编很难在“正统性”上得出一个讨论结果。有人评价它的整体风格是“癫狂的”，也有人评价其是“独立的”，而这两个词实际上可以指代同一件事。
（图/单依纯《李白》）
我们已经从“听音乐”转变为“听自己”，希望在音乐中听到自己的处境，而不再讨论它的审美性。这是因为审美性很难达成共识，但情绪却能快速聚集群体。音乐和文旅都展现了一个有趣的转变：它们从向外诉求观赏变成了向内诉求心灵共鸣。
今年小红书上的“主理人”被嘲讽，其他平台的爆款也似乎出现了“反精致化”“反模板化”的特点。精致的东西正在被解构，粗粝的生活则不可解构。所有建立在粗粝的生活之上的装饰，最终都会被解构回粗粝的生活本身。这个概念，社会学称之为“本真性”（authenticity）。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正在出售“本真”的文化，而非那种刻意装饰的文化。
然而，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我们其实是通过“装饰”来实现“本真”。这种本真必须经过装饰和精心打造。我们倾向于消费真实，但我们消费的是有情绪感的真实。真实本身并不一定自带情绪感，因此，我们需要不断裁剪和装饰生活中的情绪感，使其成为一种可被消费的真实。
你会发现，大家不再愿意听创业故事，不再为心灵鸡汤买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过去的那一套成功叙事正在退让。成功学是设定一个可触达的目标，并告知你实现该目标的路径。然而，当前的问题是，处于“加速悬浮”状态中的年轻人，他们的目标正在变得模糊。他们可能会尝试达成某个目标，但尝试受挫后，他们就会解构和嘲讽这个目标。
但我从不认为年轻人在“躺平”。当下的年轻人最大的变化是，他们认可一个清晰的目标并为之全力一搏的成本和难度，正变得越来越大。因此，他们更多是处于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等待”中：随时随地在等一个希望，客观现实不允许他们轻易走错任何一步。
2025 年 6 月19 日，北京。两名市民正在休息，其身后是一幅长卷壁画。（图 /CFP）
“AI恐慌”：主体性危机和技术不平等
如果说今年有什么在量变之上的质变，那就是自DeepSeek出现之后，我们明显地感觉到需要讨论“机器如何接管文化生产”这个问题。以前是机器影响内容生产，现在是机器接管内容生产。这是一个关于主体性的问题。
互联网普及初期，我们就已经面对“信息过载”的问题，现在我们还会担心AI带来更多信息。这个担心从来没有变过，但与其说是担心信息太多了，不如说是这个问题被前置了——从“这么多信息怎么看得完”前置到“这么多信息是谁做出来的”。几乎所有平台现在都要求内容在发布时须标明是否为AI创作，但以目前的技术来看，我们几乎已经无法判断出一段文字是不是用AI写的，尤其是高度结构化的文字，如公文、应用文等，已经几乎没有办法分辨出来了。
（图 /来自unsplash）
当这项技术成熟之后，市场上一定会有一大批人利用技术的红利期来批量制作账号。这带来了新的危机，即对文化生产者而言的危机。如果一个平台的日活跃用户数是1亿，那么当有大量机器人账号进入时，是不是有可能其中3000万的流量就被这些机器人分走了？
再往前走一步，如果这个趋势没有办法得到抑制，它是否会摧毁整个文化生产的生态？我好好做内容却赚不到钱，甚至没有人关注我，我的流量变得越来越差，那我可能会想，干脆我也用机器人做内容。行业生态如果走到一个反乌托邦的极端，创作者一再外逃的话，会不会有一天，绝大部分内容生产可以完全被机器人接管？这对文化生产者而言，是具有很大威胁的。
我们对AI的情感非常矛盾。一方面，AI给了我们一个似乎够得着的“个体公司”的想象；另一方面，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对AI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工业革命时的蒸汽机虽然取代了旧职业，但它也创造了新职业。然而，AI在取代旧职业的同时，我们尚未清晰看到它有创造出新职业。换句话说，AI对于社会群体的“赋能”是存在的，但问题是：这种赋能在多大程度上是普惠的？
我其实很少拿AI去做高精尖的工作。因为我发现，对这些工作，AI往往只能做到70分。我拿AI处理最多的是所谓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就是那种重复性的、写到60分就可以的内容，AI在这方面的确非常有用。如果AI特别擅长制作70分的内容，那么在这个行业当中，仍然有一部分能做80分以上内容的创作者，他们的工作是很难被AI替代的。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一个职业当中，70分以下的人其实是占绝大部分的。如果你达不到80分，你可能就会被淘汰。
（图 /来自小红书平台“董晨宇RUC”官方账号）
我个人仍然对人的创造性保持乐观，尤其是在人类文化生产领域。无论是流行文化还是所谓的高雅文化，具有创意性的东西，仍然是要通过人来展现的。但即便如此，人们肯定还会有一种质疑：有没有可能我还是那个超级IP，我仍然在对抗机器生产内容，但我的工作流程已经被机器所渗透？
说得极端一点，我有没有可能是AI最忠实的执行者？这可能就变成了我刚才说的对立之外的第三种情况，这会让事情更加复杂。我特别害怕别人问我“怎么办”，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件事情充满了不确定感。
从自我解构走向寻求对话
我们的文化在向自我解构发展，但自我解构的目的地不一定是犬儒，不一定是虚无，它有可能是一种自我和解。今年的大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一个安慰剂的作用，它往往成了人们的一种自我和解之源。这也可以说是自嘲，但自嘲其实是一件好事。
如果非要去谈期望，我期望今后的文化中能有更多的对话。今年下半年火的视频播客反映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冗长和平等的对话之中。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它是一件好事。
（图 /来自小红书平台“董晨宇RUC”官方账号）
为什么说文化领域缺乏对话？我们的社交媒体有大量的交互功能，我们可以点赞、回复、转发、写评论，但这些都是功能意义上的对话。从内容生产的角度来讲，机器生产的内容，本质上是操纵性的。因为它不具有人的主体性，只是为了得到数据，让这个账号长起来。
我所说的对话，是创作者和大众在看到一种文化现象时，有更多的交流欲望。对话的反义词不是沉默，而是傲慢。这种傲慢来自对话中先入为主的偏执，比方说我们近几年所看到的网暴、仇恨言论。大家都在用自己的观念去投射内容，然后建立起非A即B的对立。对话和傲慢最大的区别在于：对话是具有可被说服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的、充满包容的；而傲慢是不会被说服的。
互联网除了是人们的安慰剂，也可能更残忍一些，就是它成了很多人的泄愤阀。在情绪主导的时代当中，对话是反情绪的，需要你收起情绪，这很困难。但如果我们可以在文化生产中有更多这样的对话，或许可以拥有更多并肩前行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