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底，由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以精致的影像风格和浓厚的时代气息引爆荧屏，不仅斩获白玉兰、金鹰等多项大奖，更让导演王家卫和编剧秦雯的业界地位愈发稳固。
图片来源：《繁花》剧照
时隔近两年，一场录音风波将这部爆款剧的幕后，推向舆论漩涡——在青年编剧古二（原名程骏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2004级导演系导表混合班，中国男编剧、演员）曝光的多段录音中，王家卫、秦雯用”很装””阴阳同体””不是省油的灯”等轻蔑词汇评价唐嫣、陈道明、游本昌等演员，更牵扯出剧本署名权争夺、劳动剥削等核心争议。
这场看似个人恩怨的纠纷，撕开了影视行业光鲜外衣下的权利裂缝。事件的核心三方，实则构成了典型的行业权利金字塔：顶端是手握话语权的国际大导和被主流认可的知名编剧，底端则是鲜为人知的小编剧。
早在《繁花》开播当日，古二就曾发布声明主张剧本归属权，但因缺乏关注度未激起水花。2025年8月起，他转而通过微信公众号”古二新语”晒出聊天记录并曝光录音，直至10月在小红书发布7段总时长超一小时的”会议纪要”录音，终于因牵扯多位明星冲上热搜。
剧方的回应则针锋相对：称古二仅是”前期资料收集员”，2020年12月便擅自离职，录音系”加工筛选的隐私侵犯”，并已采取法律手段维权。随后古二的公众号被封禁，小红书内容也多数屏蔽，这场维权之战陷入明暗交织的僵局。
祛魅：文艺光环下的权利霸凌
这些录音最直观的冲击，是打破了公众对顶尖创作者的”文艺滤镜”。
在曝光的对话中，王家卫和秦雯对合作演员的评价充满居高临下的审视：王家卫称唐嫣”很装”，特意嘱咐古二让老师提前到场”暖场”；两人评价陈道明”阴阳同体””是极品”；王家卫认为游本昌”不是省油的灯”；秦雯则暗示倪妮”有后台”；两人对金靖的评价更带着明显的有色眼镜。
这些言论，几乎超出了私人评判的合理范畴，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展演，是权利高位者对低位者的语言霸凌与边界侵犯——无论演员名气多大，在掌握创作主导权的导演和编剧面前，都沦为可随意评判的对象。
这种权利不对等，同样延伸到创作环节，演变为更隐性的艺术霸凌。
辛芷蕾曾在一档节目中透露，在剧本拍摄中就因角色设计与王家卫产生分歧：王家卫从摄影角度要求角色行至“拍起来更好看”的阳台，辛芷蕾从角色动机出发提出反对，后果是遭到”停拍一个月”。
图片来源：《繁花》剧照
此外，据韩国演员宋慧乔采访片段，在拍摄电影《一代宗师》期间，王家卫不仅让助理没收了她的护照，更令其在剧组耗时近三年后，于成片中仅剩寥寥数分钟的镜头。
这些行为常被娱乐营销号包装成”艺术偏执”，但其本质或许是将个人创作意志凌驾于他人权益之上，用权利威慑取代专业沟通。
还有秦雯在录音中谈到的刘诗诗台词被换问题。在《流金岁月》中，原著中的经典台词从刘诗诗饰演的角色“让渡”给了倪妮饰演的角色。这种在创作后期对角色资源的重新分配，不仅影响作品的叙事平衡，也反映出创作团队内部基于演员地位而非角色需要的权利计算。
困局：编剧维权的三重法律枷锁
明星评价争议只是表象，古二维权的核心——剧本署名与劳动报酬问题，直指行业剥削的核心。
古二自称承担了《繁花》阿宝股票线、汪小姐外贸线、李李复仇线等核心剧情创作，却仅获”前期责任编辑”署名和每月几千元酬劳，还需兼任王家卫的生活助理，承担挡酒、送宵夜等杂务，甚至因熬夜改剧本导致罕见病肯尼迪氏症加重。
他曝光的录音中，王家卫对制片人说”就几千块，又干助理又能写，多划算”的言论，成为其眼中“剥削指控的关键证据”。剧方则坚称古二仅负责资料收集，2020年离职后未参与后续创作，署名已符合职责。
双方各执一词的背后，是编剧维权面临的系统性困境。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三条及《实施条例》第三条，编剧的署名权以”独创性表达贡献”为核心，而非单纯看“创作比重”。但关键证据——古二创作手稿与最终剧本的相似度，却由掌握创作成果的片方掌控。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律师指出，编剧维权存在三重难点：证据获取难，片方垄断核心资料；损失认定难，署名权的经济价值难以量化；行业成本高，公开维权可能导致职业生涯终结。
过往案例更印证了这种困境：《风筝》作者林宏证据充足却仅获赔15万元，《隐秘的角落》两位编剧维权后仅获得前三集片尾署名，低违法成本让署名侵权成为行业常态。
更值得警惕的是行业潜规则对法律的架空。
古二自称”无合约、无稿费”创作三年，这种口头承诺代替合同的情况在新人编剧中极为普遍。
缺乏谈判能力的年轻创作者，为获得与知名团队合作的机会，往往被迫接受”为爱发电”的不合理条件，而片方则利用这种心理规避法律责任。
同样严峻的现实是，当弱势方如古二试图维权，其赖以发声的公众号曝光大量聊天记录等“手头证据”后，亦会因“违规”而遭封禁。年轻创作者在维权中的信息劣势与渠道困境仍然存在。
灰色地带：权利垄断下的创作生态
古二与王家卫、秦雯的纠纷，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影视行业权利结构与生产关系的集中缩影。
一个剧组，犹如一个“临时江湖”，形成”导演总包-中层工头-底层牛马”的等级体系。比如在“繁华”剧组中，王家卫作为顶端权利者掌控全局，秦雯作为中层传递指令、垄断署名，而古二这样的底层创作者，很有可能成为前二者的”被剥削者”。
这种固化的权利结构，已深刻嵌入影视行业的各环节。匿名制片人透露：版权剧署名权掌握在制作公司，平台自制剧由平台主导，而导演中心制下导演更是拥有绝对话语权。
署名权的垄断背后，是商业逻辑对创作的侵蚀。在”降本增效”的行业环境下，平台和制作公司更倾向于挂这样的知名编剧名号，既便于招商又能保障项目评级，年轻编剧的创作成果则被轻易归为”团队成果”。
秦雯曾在采访中坦言，《流金岁月》的经典台词可能是合作编剧所写，自己并不清楚。这种”署名者未必创作”的现象，是行业功利化的直接体现。
更隐蔽的剥削则以”师徒制””助理岗”为幌子：新人以助理身份从事核心创作，成果被师父归并，却只能在”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幻想中等待机会，形成恶性循环。
米兰·昆德拉曾说：”令她反感的，远不是世界的丑陋，而是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影视行业的漂亮面具，正如《繁花》的精致影像。
在这个意义上，“繁花”不仅是一部剧作的名称，也成为了公众审视影视行业现状的隐喻——那些在台前的光鲜、亮丽，是否掩盖了幕后那些被忽视、被压抑的生命与创意？
一个导演、编剧的大火，背后一定有一群不知名的人在努力。王家卫曾拍出《重庆森林》《花样年华》等经典，秦雯也曾参与创作《我的前半生》《如果爱》这样的好作品，但这些成就不能成为话语权掌握者漠视他人权益的借口。
图片来源：微博截图
当年演员王传君对王家卫那部争议较大的《摆渡人》的评价“我不喜欢”，如今被不少网友用来表达对这一事件的态度。这种态度的转变或许预示着一种积极的变化：观众不再仅仅满足于作品表面的光鲜，开始关注创作背后的伦理与公平。
这场录音风波能否成为行业规范的催化剂，目前尚难定论。但它至少让署名权保护、劳动报酬规范、权利制衡等议题进入公众视野。
影视行业的繁荣，从来不是个别”大师”的独角戏。唯有打破权利垄断，完善法律保障，让幕后普通人的创作贡献得到相应的尊重与回报，”繁花”才非昙花一现。
镜象娱乐（ID：jingxiangyuler）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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