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帝哥想说说上世纪80年代，任仲夷在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期间高瞻远瞩、引领风骚的一些故事。
1981年，香港歌星罗文第一次来广州演出。按照内地多年来的演出模式，歌手唱歌时只能端庄地站在舞台上，对着固定的麦克风，像作报告一样表演。罗文却不管这些“规矩”，他唱到兴奋处，竟一把抓过麦克风，拉起电线，在舞台上边跳边唱，甚是陶醉。罗文此举引起舆论大哗，各地报刊纷纷开炮，痛批他的“资产阶级腐朽风”。
随着炮声越来越响，硝烟越来越浓，任仲夷果断站出来表态：“马克思怎么说的？难道站着唱就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我们共产党的省委应该只管唱什么，不应该管怎么唱。”他的表态很快平息了这次风波。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广东的经济不断得到发展，广东人民的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广州的街头巷尾处处飘起了港台流行的抒情歌曲，许多青年男女开始烫头发，穿喇叭裤、高跟鞋、超短裙……
当时许多领导干部都接受不了如此前卫的生活方式。内地的一位副省长来广州出差，看到这些场面后，气得大哭：“没想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一位老将军更是捶胸顿足，仰天长叹：“靠这一代年轻人当兵上战场，我们部队如何能打胜仗？”他还给中央写信痛骂广东，坚决要求“收复失地”。
1981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来广州督导疏港，他看到大街上的花花世界后，也有些担心地劝任仲夷说：“仲夷，北京议论很大啊，还是管一管吧！”
任仲夷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万里同志啊，我们要管大事，这些生活小事还是随他吧！留胡子，我们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就是大胡子。穿喇叭裤有什么不好？我们老祖宗在唐朝就开始穿了。至于迪斯科，不就是蹦蹦跳跳扭扭屁股吗？男女并不贴身。我们过去跳交谊舞，可都是男男女女搂在一起的。在延安时，我们党的领袖们不是每个周末都举办交谊舞会吗？”
1983年，香港著名实业家霍英东在广州投资修建了内地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白天鹅宾馆本来是涉外宾馆，服务对象是港澳台和外地客商，但霍英东为了汇聚人气财气，决定在宾馆试营业时向全社会开放。宾馆开放以后，门童的斑马裤、迎送小姐的旗袍、银制的餐匙、精致的牙签、室内的瀑布等，惊爆了广州人的眼球。
可是好景不长，尴尬事接踵而来。原来不少广州人当时还没见过宾馆的牙签、餐巾纸等一次性用具，在参观时顺手就拿走了，当时卫生纸在普通市民中还未普及，宾馆卫生间的厕纸也成了市民的“抢手货”，宾馆每天要补上几百卷厕纸。更让宾馆管理人员痛惜的是，一些男青年穿着时髦的带有铁掌钉的皮鞋，在大理石地面上随意踢踏，留下了难以修补的斑斑点点。
最终宾馆管理人员不得不作出规定，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皮鞋掌钉者禁止入内，并在门口专设拔除铁掌钉的工作人员。
令霍英东没想到的是，此举竟引起全国上下媒体的口诛笔伐：白天鹅宾馆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倡导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歧视国人，是旧中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翻版……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霍英东忧心忡忡，他经过再三考虑，决定请任仲夷在白天鹅宾馆吃一顿饭，并试探着发出了请柬。
任仲夷收到请柬后，工作人员劝他说：“这种场合还是不要去了吧，您一旦出席，明天香港的报纸就登出来了，北京也都知道了。您吃一顿饭，人家就会说您与资本家穿连裆裤，是把兄弟。”
任仲夷听后哈哈大笑：“广州和香港不是把兄弟，而是亲兄弟，不仅合穿连裆裤，还同吃一个奶（指同饮珠江水）。今天亲兄弟请客，又是一个出名的好机会，我为什么不去？况且，谁规定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不能去五星级酒店呢？”
任仲夷赴宴后，面对境内外的新闻记者，与霍英东等港澳各界商人谈笑如故友，满堂生春风，他的真诚也进一步坚定了霍英东在广东投资的信心。
白天鹅宾馆在广州“起飞”后，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利铭泽等港商投资的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也先后落户广州。1985年，中国政府公布了内地第一批五星级酒店名单，内地一共5家酒店获此殊荣，其中广州独占4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