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在大众评价体系中，流行一个词儿：老登。
起初，这词儿还带点“解构主义”的味道，既犀利，又戏谑，泛指不尊重女性的人或作品。但把《教父》《奥本海默》等经典之作拉进“老登电影”的范畴，就纯属无厘头了。业内人士门儿清，科波拉、诺兰这些导演，再怎么“老”，人家是要在电影圣殿里“登堂入室”的，跟“老登”压根不是一个物种。
国内批判老登的风潮也势头不减，像姜文早就被点名了，不说新片《你行！不上！》怎么个“爹味”，经典之作《让子弹飞》都成了老登代表作。
最近，由于脱口秀综艺热播，衍生了新的老登群体——比如马东、罗永浩等老辈喜剧人。这让自认“女权男”的罗永浩破了大防，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一波论战，围观下来，也不知谁赢谁输，暂且不提。
当然，之所以诞生“老登”这个词汇并风靡，是因为无论中外影视圈里，“老登”确实多（比如掀起METOO风暴的好莱坞大佬哈维·韦恩斯坦）。但，绝非上述经典电影和其执导者。
要说眼下活跃的“真·老登”华语电影导演，还真有一位——
王晶。
且不说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三级片的集大成者，最近一两年，借助短视频平台输出很多言论，颇也令人侧目。最新一例，是7月中旬他对梅艳芳的评价。
当镜头对准，话筒递上，磨皮滤镜开到最大时，这位自诩看透了香江风云的“讲古佬”，如此评价逝去20余年的“香港女儿”：“天分非常高，演什么像什么，唱什么是什么，唯独就是太任性害了自己。”
言语间，似乎带着一丝惋惜，但更多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论断，仿佛他洞悉了梅艳芳悲剧的全部根源，并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轻描淡写地将其归结为“任性”——
一个在商业逻辑里等同于“不专业”、“不划算”的原罪。
这种论断的虚伪性，在他对其他艺人的双重标准中被无限放大。
他将初出道的张柏芝比作“又一个梅艳芳”，标签同样是“任性、天赋高得可怕”。看似夸赞，实则暗贬。然而，当话题转向当下依然炙手可热的刘亦菲时，王晶的口风陡然一变，溢美之词不绝于口：“她（虽然）不是天赋型的……她是慢慢磨炼出来的……现在她观众缘很好！”
言外之意，如今的流量密码、神仙姐姐、一线女星刘亦菲绝不像要么过世、要么过气的“前天后”那样“任性”。
这番“看人下菜碟”的表演，精准地勾勒出了一副“老登”的嘴脸：对逝者和过气者，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挥舞道德与经验的大棒，进行刻薄的“总结陈词”；而对当红的、具有商业价值的明星，他则收敛起所有锋芒，换上一副温和甚至谄媚的面孔。
这种极致的势利，这种只以“红不红”作为衡量言论尺度的实用主义，恰恰是理解王晶其人其事的最好入口。他并非不懂人情世故，恰恰相反，他太懂了。
他懂得谁可以得罪，谁必须奉承。
这种精明，其实就是“老登”的本性。
-“唔收得”是唯一死罪-
2003年12月30日，年仅40岁的梅艳芳因病去世。
王晶所说的“任性害死她”，是指什么？又想暗示什么？
即便是指她在演艺圈里“我行我素”，这也跟“害死她”风马牛不相及——况且梅艳芳是真的“故去”了。
当然，身处娱乐圈，“任性”或者说“我行我素”带来的后果是——赚不到太多钱。因而，在王晶用他那把金算盘拨拉出的世界里，梅艳芳的人生选择，是一次灾难性的“投资失败”——这和他对商业成功的狂热渴望，并将此奉为人生唯一圭臬有关。
在自传《少年王晶》一书里，王晶转述了“契师父”楚原的一句话，并视作至理名言：“阿晶，电影圈泡女演员不是罪，迟到早退不是罪，扮嘢摆款也不是罪；而只有一条死罪，就是‘唔收得’！”
“唔收得”，即是“不卖座”。
这句话，成为了王晶电影生涯的最高行动纲领。在他眼中，艺术、情怀、风骨，或者包括任性，所有这些在艺术家们看来无比珍贵的东西，在冰冷的票房数字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甚至是一种累赘。
他的导演之路，始于最纯粹的功利。他坦言，自己之所以踏上导演路，不是为了什么艺术理想或虚荣心，而是“为了老婆大肚，愁分娩费用”。当邵氏老板娘方逸华问他是否有兴趣签导演合约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一万元订金能解燃眉之急。
艺术于他，从一开始就不是神圣的殿堂，而是一个可以换取世俗利益的工具。这种认知，奠定了他未来几十年创作的底色。
在他的回忆录中，充斥着对票房数字的津津乐道。首部戏《千王斗千霸》就收五百万港币，是邵氏当时第二高票房纪录；《青蛙王子》收一千八百万，一举打破邵氏纪录；《赌神》收三千八百多万，打破香港票房纪录；《赌侠》收四千万，与《赌圣》不相上下 。
他仿若不是电影人，而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每一次破票房纪录，都是对他“商业挂帅”原则的褒奖，也是对那些看不起他的“文艺中青年”和影评人最“甜蜜的报复”。
当《青蛙王子》以“屎尿屁”的姿态大胜被影评人捧上天的《英伦琵琶》时，王晶迎来的不是赞誉，而是“cheap”、“低俗”的骂名。他对此愤愤不平，斥责这不过是“一些自认为有文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要心中的信仰被人击溃，是会做出一些比市井无赖更无耻更不要脸的事”。
在他看来，观众用钱投票的结果才是唯一真理，而那些所谓的艺术评判标准，不过是酸腐文人的自嗨。
这种根深蒂固的“票房原教旨主义”，让他无法理解，更无法尊重梅艳芳的选择。在王晶的商业逻辑里，生命、健康、事业，都是可以被量化的资产。
梅艳芳在得知自己患病后，选择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燃烧自己，举办演唱会，嫁给舞台，这在世人看来是一种悲壮的、具有崇高美感的艺术献身。但王晶看到的不是艺术上的坚持，而是一个“产品”因“任性”而提前折旧报废。
在王晶的算盘上，这叫“非理性决策”，是资产的“不良处置”。他看到的是一个顶级IP因为主观“任性”，拒绝了更长久、更稳妥的“商业变现”路径，主动选择了“清盘退市”。他的那句“任性害了自己”，翻译过来就是：“你本可以活得更久，赚更多钱，创造更多商业价值，但你却‘任性’地放弃了，真是愚不可及。”
王晶用他的商业逻辑去度量梅艳芳的“任性”，就像用菜市场的电子秤去称量灵魂的重量，荒谬，且可笑。他不懂，或者说不屑于懂，对于梅艳芳这样的人，有些东西，比“收得”更重要。那份“任性”，是她对抗命运的最后武器，是她之所以为“梅艳芳”的灵魂核心。
但风云流散，他所熟悉的那个“江湖”，也早已改变了规则。在如今这个话语权越发多元、价值观越发复杂的时代，单纯的商业成功，早已不足以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观众需要的，不仅仅是感官的刺激与一时的欢笑，还有真诚、尊重与共情。
而这，恰恰是王晶最缺乏的东西。
-投机者的道德双标-
当然，王晶这个名字本身，其实代表了香港电影最生猛、最草根、最商业的时代。他用自己的才华与算计，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娱乐帝国，也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观影记忆。
他对梅艳芳的轻率评论，绝非一次偶然的“失言”，而是他世界观的一次必然流露。这让我们看清，这位在名利场中浸淫了一辈子的“王胖子”，他的聪明，更多的是一种生存的狡黠；他的成功，更多的是一种时代的投机。
他可以是一个出色的“讲古佬”，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但他唯独成不了一个令人尊敬的、拥有宽厚与慈悲的“大师”。
有网友指出：“王晶作为曾经的三级片扛把子，眼里只认钱的人，有什么资格对早逝的梅艳芳说三道四呢？” 这句话，精准地刺向了王晶的另一软肋——他那套极其灵活、为我所用的道德标准。
王晶从不避讳自己“屎尿屁导演”的名号，甚至引以为傲，因为这是他战胜“高雅”的武器。同样，对于“性感”这一元素，他的运用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其中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他对邱淑贞的“打造”。
在《少年王晶》里，他曾详细讲述了如何将邱淑贞从一个玉女，转型为“性感女神”的整个过程。他发现邱淑貞“极有性感的潜质”，并敏锐地捕捉到叶玉卿“豁出去”之后反而暴红的市场风向。于是，他“建议她转型性感，但定下三点不露的原则……走高档性感路线”。
请注意他描述这个过程时所用的词汇，充满了商业策划的冷静与精准。为了让邱淑贞安心，他请来《PLAYBOY》的女摄影师，拍摄现场全是女性；他精心设计海报构图，在报纸上买下全版广告，用“玉女初露，震惊全港”来炒热话题；他甚至在电影上映前玩起了“裸背每天转多一点”的悬念营销。
整个过程，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商业包装，其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将女性的身体与性感符号化，转化为最大的商业价值。尽管最终《赤裸羔羊》在香港亏了四百万，但“捧红了一个性感女神”，这笔投资在他看来是值得的。
王晶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总能给自己对女性的物化行为，披上一件“为你着想”的温情外衣。他会告诉你，这是在“帮助”女演员“突破”，是“提携”，是为她的事业“另辟蹊径”。他用最昂贵的时装和最柔和的灯光，让你几乎忘掉了这背后赤裸裸的商业剥削本质。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深谙如何利用“性”作为商业筹码的导演，却回过头来，以一种长者、智者的姿态，去评判梅艳芳的个人生活与人生抉择。这种角色的错位，构成了巨大的讽刺。
他可以为了票房，毫无心理负担地拍摄和制作充满性暗示、感官刺激的内容，因为这是“市场需要”。但在他的道德天平上，一个女性艺术家坚持自我、忠于内心的“任性”，却成了不可饶恕的“原罪”。
这种双重标准，暴露了他道德体系的工具本质。他的道德，不是建立在普世的善恶观之上，而是服务于他的商业利益。
当低俗和性感能换来票房时，道德便可以暂时搁置；当他需要占据一个制高点去评判他人时，他又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痛心疾首的“人生导师”。这种灵活的道德身段，是“老登”在江湖中安身立命的法宝，却也让他的所有“说教”都显得无比廉价和可笑。
这种双标的道德身段，是老江湖的护身符，也是“老登”的照妖镜，照出的，是空洞、投机且毫无原则的内核。
-捧强踩弱的生存哲学-
王晶的“老登”本性，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他处理人际关系时那种深入骨髓的“捧强踩弱”的势利。他的一生，都在与各种“大佬”打交道，并从中学会了一套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
他对给予机会的“大佬”们，从不吝惜赞美之词。他盛赞邵氏老板娘方逸华是“坚韧不屈的勤奋女性”，是“极有魄力的女子”；他钦佩邵逸夫先生在商业决策上的“忍”字诀，认为其“智慧爆棚，学到三成都发达”。
王晶对将他推上事业高峰的向华胜，更是心存感激，称其“逼出了我的潜能”，“电影触觉之敏锐，今日我仍未见人出其右”。对于向华强，他则称其为“极有领袖魅力的老板”，在他旗下做事如沐春风“没有后顾之忧”。
这些描述，固然有事实成分，但字里行间那种对权势的敬畏与仰望，则显而易见。他深知，在香港电影这个资本与人脉交织的丛林里，得罪这些手握资源的大佬，无异于自断生路。
他对明星的态度，同样遵循着这套“强弱”法则。在与周星驰的合作中，他坦言两人初期“好合得来”，但随着周星驰气场改变，变得“霸气”，两人合作变得困难。然而，他并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采取了“意见不同，我问他：‘这样好不好？’‘唔好’‘你话点？’‘得，照你意思’”的策略。
他甚至直白地承认，与周星驰的合作“纯粹是商业上互相利用”。面对如日中天的周星驰，他选择了妥协与利用，这是一种面对强者的务实。
20年后，王晶无法“再利用”周星驰之后，在后者深陷人情漩涡时，毫不犹豫地加入“倒周”大军，选择了落井下石，狠狠踩上一脚，尽显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本色。
当他面对那些失意者时，态度则完全不同。在《少年王晶》里，他对演员汪禹的描述，即为一个绝佳的例子。
他先是承认汪禹曾是与成龙、傅声齐名的功夫小子，但很快便笔锋一转，开始细数其“麻烦人”、“玩嘢”、态度嚣张的种种不是。他将汪禹的堕落归结为名利来得太快、不懂珍惜，并详细记述了其后来吸毒、四处借钱、众叛亲离的惨状。
整段文字，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道德优越感，将汪禹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对强者，他仰望、妥协、利用；对弱者，他俯视、说教、批判；对没法再利用的，则是翻脸不认人、狠踩一脚。这套法则，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被他原封不动地用在了刘亦菲和梅艳芳身上。
刘亦菲是强者，是当红的、能带来利益的“神仙姐姐”，所以他要夸她的努力与后天磨炼，这是安全且讨喜的赞美。而梅艳芳，则是无法反驳的逝者，所以他可以毫无顾忌地给她贴上“任性”的标签，将复杂的生命悲剧简单化、污名化。
这种根植人性深处的欺软怕硬，在年轻时，可以被称作“识时务者为俊杰”；但到了暮年，当一个功成名就的人依然固守着这套丛林法则，并将其作为向公众输出的价值观时，就只剩下“老登”的猥琐与不堪了。
撰稿 | 筱熙
策划 | 文娱春秋编辑部
